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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tember 20 拜倫的“英雄進化論”
因為喜歡西班牙，於是讀了《唐璜》，進而認識了拜倫，這個被後人褒貶紛紜的英國人。這一點到現在還是那麼明顯，我看到有評價說拜倫是“詩國中的拿破崙”，也聽說過他的另一個雅稱——“惡魔詩人”。
這位“惡魔”其實只是個一刻也不願安分的英俊的瘸子，因為對自己當時所處的那個國家的那種制度和社會現象特別有成見，多說了幾句不該說的，多寫了幾首不該寫的，就被自己的國人謾駡誣陷相加，然後被劈頭蓋臉地打出了自己的祖國。而他還是那樣死硬和瘋狂，背井離鄉了還是要說照說，要寫照寫，且更加變本加厲，走到哪國就在哪國造反，終於弄得自己在哪國都不受歡迎。最後只有一個國家很愛他，因為這個瘋子覺得只用寫的不能解氣，居然投筆從戎，為這個國家的獨立解放事業上戰場殺敵去了。儘管他並非戰死，希臘人卻還是對他百般推崇。
我的同學翻看了我的《拜倫詩選》，說這個人“很犯賤”，這當然並非文雅的書面語言，我有此同感，拜倫的確是那個年代少有的傢伙。女同學則直接說了：“這個人是個流氓！”這個，讓我怎麼說才好呢，至少是個才華橫溢的流氓吧。
再看看其他人的說法吧。別林斯基認為拜倫是“高不可及的雄偉詩人，力量巨大的普羅米修士”。羅素在其《西方哲學史》中為拜倫單列了一章，儘管拜倫從未有過哲學方面的專著。羅素認為，拜倫的情感和人生觀影響了整個歐洲。俄國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都是拜倫的崇拜者。普希金在其《致大海》中還追憶了已“飛離我們而去”的“另一位天才”，“我們思想上的另一位君王”，就是拜倫。
在普希金筆下，拜倫與具有自由象徵意義的大海融為一體，成為大海的化身。他說：“你的形象反映在他的身上，他是用你的精神塑造成長；正像你一樣，他威嚴、深遠而陰沉，他像你一樣，什麼都不能使他屈服投降。”這意思就是說拜倫的靈魂和大海一樣自由，拜倫事業和大海一樣壯美，大海展現了拜倫的英姿，拜倫賦以大海雄渾的內涵。1824年，普希金曾把《致大海》寄給一位朋友時說：“奉上悼念上帝的奴僕拜倫的短詩一首。”這可以作為《致大海》創作主旨的一個注腳。我曾一度推崇過普希金，但讀過拜倫之後，終於覺得普希金也還是太軟性了。同樣是歌頌著自由和熱情，普希金當然知道自己和拜倫的差距，所以號稱“情聖”的拜倫能為革命犧牲，普希金只能被愛情引來的陰謀所殺。
我所能夠知道的拜倫，認真地說，是個英雄，一個“拜倫式英雄”。詩作中的那些性格孤傲、與罪惡社會勢不兩立、敢於向一切庸俗道德和專制統治進行反抗的叛逆者的形象，一如詩人自己。同時強調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對群眾作用抱有輕視，這與現當代的好萊塢英雄有著異曲同工的意味，也是詩人作為積極浪漫主義風格代表人物的典型表現。
“拜倫現象”和“拜倫式英雄”，就是追求自由不羈的生活和輝煌悲壯的毀滅，這是現實追求中最大的浪漫。浪漫在拜倫的手中，已經不僅僅局限於幾首情詩幾位美女幾個風花雪月之夜，拜倫的浪漫，就是對他所憎恨的敵人最淋漓盡致的諷刺，對他所追求的事業的最義無反顧的奉獻，讓自己成為超乎國界和民族界線的英雄，即便是做個悲劇的英雄，也要以樂觀調侃的態度示人，以證明自己心中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激情。
拜倫生活的十九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在英國鞏固。由於資產階級敲骨吸髓的剝削，工人階級日益貧困，因而群眾運動風起雲湧，城鄉不斷發生搶糧風潮，工人自發性罷工逐漸增多。1794年，有四十多艘軍艦的士兵舉行起義。1811至1812年，在蘭開夏、約克和諾丁昂等地發生了搗毀機器的高潮。在歐洲大陸，這期間經歷了資產階級領導的法國大革命，以及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在英國還有愛爾蘭獨立運動。這些轟轟烈烈的事件，都推動了英國浪漫主義的發展。英國當時的小威廉·庇特政府，在對外政策上極端仇視法國革命，曾直接參加反法戰爭；拿破崙失敗後，它又勾結“神聖同盟”的俄、普、奧三國，成立四國同盟，妄圖在歐洲各國死保君主政體和撲滅革命；在對內政策上，小庇特殘酷迫害人民革命運動，許多搗毀機器的工人和起義的士兵被處死，因而國內階級矛盾空前尖銳。
可以說，那樣的年代應該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只要社會制度出現了滯後和倒退，緊跟而來的一定會是英雄主義思潮的氾濫。劍橋學生時代的拜倫，接受了啟蒙思想的照射，也受到了拿破崙現象的衝擊。像他這樣一個從落破貴族家庭走出來的性格青年，自然會對這樣的先進思潮百般推崇。
在當時，拜倫是貴族叛逆者的典型代表，他們和農民叛亂或無產階級叛亂的領袖是十分不同類型的人。吃不飽飯的人認為挨餓的世界就是萬惡的世界，用不著繼續談什麼哲學藝術，貴族們的那些甜美詩篇根本無法解決他們現實裏很殘酷的饑餓問題，橫豎是個死的斯巴達克斯才是他們認為的英雄。
而事實往往是，叛逆的貴族往往比叛逆的窮光蛋要更具破除精神。這種叛逆者並不包括那些在野的黨派首領，而是那些有著自己的哲學、要求超乎個人成功以上的變革的人。也可能權力欲是他們的不滿的潛在根源，但是在他們的有意識的思想中卻存在著對現世政治的不滿，這種不滿如果逐漸加深，便會形成無邊無際的個人的主張。拜倫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哲學在並不被視為貴族階層的廣大社會階層中流行開。
同樣有一點也很明顯，一個貴族如果他的氣質和環境沒有點什麼特別，便不會成為叛逆者。拜倫的環境就已經足夠特別。一個成事不足敗家有餘的酒鬼父親，一個殘酷得叫他害怕、庸俗得讓他鄙視的母親，他對最幼小時候的回憶就是他父母的爭吵；小時候被保姆虐待，出生造成的跛腳讓他自卑，因此在學校裏他也無法合群。度過了一段窮苦生活後，在十歲時他突然作了勳爵，成為紐斯提德府的業主。他繼承的是他的叔祖父的名分，那位叔祖父三十三年前在決鬥中殺了人，從此以後四鄰見棄。拜倫族向來是個放縱不法的家系，他母親的先輩哥登族甚至更是如此。這孩子在亞伯丁的一個貧巷的污穢中生活過之後，當然為自己的爵位和府第而歡欣，一門心思要沿襲他祖先的性格以感謝他們給予的土地。
因為這種從骨子裏衍生出來的反叛與對抗情緒，拜倫造就了他的一座座文學里程碑。
1807年，在劍橋就學的他，遍讀歐洲文學與哲學著作。19歲的他出版了處女作詩集《懶散的時刻(Hours of Idleness)》。很快這本帶著學生腔調、寫滿美好情誼的抒情詩集就被權威評論刊物《愛丁堡評論》的唾沫砸了個體無完膚。拜倫被要求“有自知之明就請停止做詩”，這讓他的自尊心極受打擊，同時也觸怒了他性情裏的“惡”分子。被激怒的狂熱情感促使他連續幾個月通宵達旦地創作，直到那部里程碑似的著名諷刺長詩《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s)》重重地落在了世人面前。詩作將愛丁堡雜誌的全體成員及其同盟一個不落全部嘲弄了一遍，語言充滿著無比尖銳的鞭撻。被罵的人當然會受不了，人們也再度譁然，拜倫的驕傲與狂妄從此成為人們對他不可缺少的評語。
而他不會在意。作為現實諷刺作品，《英國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中沒有一個特定的典型英雄形象。但這並不意味著拜倫心目中沒有英雄，相反，他心裏早已有了一個英雄，就是他自己。他就像同為貴族的英雄佐羅一樣，手持一把閃亮的劍，跳上愛丁堡“郝藍德公館擺設的酒宴”餐桌，談笑間，將那群對初出茅廬的詩人肆意誣衊的“豪飲狂歡”的批評家們殺得一個不剩。與其說作品是在辛辣地諷刺別人，不如說是在暢快地表現自己。
1809年3月，拜倫作為世襲貴族進入了貴族院。那裏的氣氛顯然讓這個叛亂的傢伙覺得如坐針氈。宣誓就任當天，他就擺出了一副輕蔑態度，不但對議長很不尊重，甚至當場坐到反對席上去，隨即離開。很快，他就決定出國做東方旅行，他在給母親的信中說，他這是為了要“看看人類，而不是只從書本上讀到他們”，也為了掃除“一個島民懷著狹隘的偏見守在家門的有害後果”。
在歐洲的所見所聞不單單只是讓他增長閱歷那麼簡單，拜倫所接觸到的人和事讓他親身瞭解到了往日只在書上看到的一切。他看到了英國所不曾有過的美景，也看到了比英國歷史久遠更多的曾經輝煌的歐洲古文明遺存，同時，整個歐洲大陸上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此起彼伏地進行著，讓他親眼感受到，也親身體會到了一個個相似又不同的英雄的故事。這些英雄最終都會變成他筆下的浪漫的幻想。兩年後當他回到英國時，他帶回來整整四千行詩。第二年(1812)，拜倫的精華之作，敍事長詩《恰爾德·哈樂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第一、二章在二月發表。
四周內，這部長詩行銷七版，拜倫陡然間紅遍文壇。“I awake one morning to find myself famous.” 他在日記裏寫道。《恰爾德·哈樂德遊記》是主人公Childe Harold的遊歷與感傷，以及對所見所聞的評論，讚美一切浪漫美好的與偉大壯麗的，惋惜一切被摧殘的和被壓迫的，諷刺一切狡猾虛偽的與陰暗不合理的。然而，每個人都知道這個虛構的主人公就是拜倫自己，他有著和詩人一樣的性情與胸襟，他在高山之上大海之濱吟誦的詩句就是拜倫想要對這個世界說的。在希臘，主人公為受到土耳其奴役的希臘人唱著憤懣的哀歌；在西班牙，主人公為英勇對抗外敵入侵的西班牙人民高唱讚歌；在馬爾他，主人公對英國人對殖民的虛榮報以輕蔑的嘲弄。
這位主人公就是拜倫心中新的英雄形象嗎？我覺得不完全是，也不僅僅是。這是個有正義感的年輕浪子的形象，透過開滿鮮花的廣闊視野，撇去美麗女郎的顧盼眼神，主人公深知自己靈魂裏渴求的是更高境界的追求，不為統治者歌功頌德，而是要大聲“speak his mind”。
在這部作品中，拜倫奠定了自己筆下主人公們的共同性格——孤獨，也為這種其實與眾不同的孤獨下了定義——不落世俗的內心的崇高：
“然而，如果是在人群、喧囂和雜遝中，
去聽、去看、去感受，一心獲取財富， 成了一個疲倦的遊民，茫然隨世浮沉 沒有人祝福我們，也沒有誰可以祝福， 到處是不可共患難的、榮華的奴僕！ 人們盡在阿諛、追隨，鑽營和求告 雖然在直覺上和我們也是同族， 如果我們死了，卻不會稍斂一下笑： 這才是舉目無親；啊，這個，才是孤獨！” （《恰爾德·哈樂德遊記》第二章第二十六節）
與此同時，從歐洲大陸歸來的拜倫，以另一種方式與態度重新回到政治生活中間來，因為經過歐洲見聞洗禮的他已經發現到如何讓自己在另一個戰場上做個英雄的方法。
1812年2月27日，拜倫第一次在議院發言，那時他23歲。那次演講，讓所有議員印象深，不僅因為他作為一個詩人和辯論家的強大的口才，更因為他所發表的完全不同於統治階級所期望的那番狂言。那一次，貴族院正在商議研究通過《反對破壞機器法案》，以便能夠使用極刑嚴厲懲罰暴亂的工人。而拜倫，從座位上站起來，用尖銳而睿智的語言宣告：我反對！此後，他寫出諷刺短詩《〈反對破壞機器法案〉制訂者頌》，匿名發表在了《晨報》上。在詩中，他憤怒地質問：
“在這哀鴻遍野、到處一片呻吟的時候，
為什麼人命不值一雙襪子， 而搗毀機器竟至骨折身亡？”
這首詩真實地反映了當時英國的階級矛盾，是英國文學史上第一篇反映資產階級剝削制度的傑作。詩歌博得了千萬工人的好評與支持，當然也引起了統治階級的恐慌。直到現在，在通行的拜倫詩集中均不載這首詩，可見它是怎樣為英美資產階級所憎恨了。
以後拜倫又在議會發表了兩次演說。一次是在1812年4月贊助有利於愛爾蘭民族運動的天主教徒解放法案，另一次是在1813年6月，同情卡特萊特少校的改革方案。但不久他就明白，議會不過是掩飾大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暴力統治的遮羞布，它是不會為人民做一點好事的。做另類已經讓他大出風頭，當過這幾日政治英雄以後，他決意和政壇分道揚鑣。
接下來他一直在創作著，根據他在旅行中看到和聽到的故事，創作著新的浪漫的英雄故事。
1815年，風流成性的拜倫結婚了。儘管英俊的相貌和矚目的才華讓他成為了全英國乃至全歐洲女人的夢中情人和英雄，他所到之處無不充斥著各色追逐他的他也不拒絕的美女，天性奔放的他最終還是娶了那個狹隘女人安娜·彌爾班克——這個女人幾乎毀掉了他的生命。一年之後，女兒降生，同時也傳出了夫妻離婚的消息。
以拜倫的離婚事件為契機，英國統治階級對它的叛逆者進行了最瘋狂的報復，以圖毀滅這個膽敢在政治上與它為敵的詩人。他們突然變得道貌岸然，以各種流言蜚語把拜倫描繪為“魔鬼”，把各種不堪設想的“罪惡”加在他身上，而拜倫夫人則對這一切保持沉默，不置可否。只稱他“患了精神病”。
“I felt,”拜倫這樣經典地說，“that, if what was whispered, and muttered, and murmured, was true, I was unfit for England; if false, England was unfit for me.”(“我感到，如果那些低語、私議和傳言都是真的，我就不配在英國住；如果都是假的，英國就不配讓我住。”)
在1816年4月25日這天，拜倫離開了英國。統治階級說他是“逃走”了，然而他的“逃走”的場面卻極富戲劇性：一邊是他的支持者在奮力為他歡呼，另一邊是崇拜他的各階層女士在爭睹他的英姿，每一個人都把他當作戰神海格裏斯一樣推崇。
離開之前，拜倫已經完成的六首東方敍事長詩4年內在英國陸續發表。但他已經不願意再去想英國的種種。
拜倫來到瑞士，遇到同為流亡貴族的雪萊。在日內瓦湖畔，拜倫對著矗立與湖岸之上的錫雍古堡寫下了敍事長詩《錫雍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Chillon)》，講述十六世紀瑞士愛國志士波尼瓦爾的英雄故事。當年波尼瓦爾為了圖謀推翻薩伏依的查理第三大公的統治，並建立共和國政體，被囚于此古堡達六年之久（1530-1536）。當他有四年之久居於地牢的時候，他常常走來走去。以至在地上留下了一條仿佛由斧子刻出的痕跡。拜倫踩著這條足跡寫出的詩作，顯得比以往更加的沉重與內斂。
“你磅礴的精神之永恆的幽靈！
自由啊！你在地牢裏才最燦爛！ 因為在那兒你居於人的心間—— 那心啊，它只聽命對你的愛情； 當你的信徒們被戴上枷鎖， 在暗無天日的地牢裏犧牲， 他們的祖國因此受人尊敬， 自由的聲譽隨著每陣風傳播。……” 這只是全詩的開篇八句，卻已引出了整個作品深沉與高昂並舉的氛圍，詩作中的英雄形象格外地醒目，同時也讓每位讀者都感受到他內心的的激憤與對自由的嚮往。
然而瑞士的生活是壓抑的，特別是當身後還時常有遠從英國傳來的聲聲叫駡的時候，一直停留在這裏對於拜倫來說也不是長久之計。他又一次踏上了漂泊的旅程，和雪萊一起。
1817年至1823年拜倫遷居到義大利。在這裏，他加入了一個秘密的革命組織，幫助義大利地下黨反抗奧地利的統治。1821年2月起義失敗後，拜倫受到員警的監視，他不得不四處遷居，但由於員警不斷迫害，又被迫於居於熱那亞，在那裏度過了卜居義大利的最後10個月。
這動盪而瘋狂的五六年裏，拜倫經歷了革命的洗禮，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新的戀情，雪萊的海難也使他痛失摯友，但是就在這五六年中，他達到了他創作生涯的最巔峰。這個時候的他不但完成了《恰爾德·哈樂德遊記》的第三、四章，更歷時五年完成了他史詩般的巨著——敍事長詩《唐璜（Don Juan）》。
唐璜，不論外界對這麼一個人物形象做出何種恰當的或者過分的評價，他都是一個十分豐滿的人物形象，這個人物的充實程度，在目前世界所有文學人物中都是令人驚歎地突出。全作通過他的種種浪漫奇遇，描寫了歐洲社會的人物百態，山水名城和社會風情，畫面廣闊，內容豐富，堪稱一座藝術寶庫。作家瓦爾特·司各特評價這部作品時，認為它“像莎士比亞一樣地包羅萬象，他囊括了人生的每個題目，撥動了神聖的琴上的每一根弦，彈出最細小以至最強烈最震動心靈的調子。”
唐璜是英雄嗎？還是只是個來自西班牙的風流成性的貴族混混？拜倫在開篇就拿出了這麼一個命題：尋找英雄人物。
“說來新鮮，我苦於沒有英雄可寫，
儘管當今世界，英雄層出不窮； 年年有，月月有，報章連篇累牘， 而後才又發現：他們並非真英雄； 因此，對這些人我就不人云亦云了， 只想把我們的老友唐璜來傳誦——” 凡是讀過《唐璜》的人，都會相信，唐璜就是拜倫理想的自己，兩個人虛實中相似的背景與經歷，雖然拜倫自己並沒有像唐璜那麼傳奇，但也足夠讓人覺得，這個個性放蕩不羈卻真實善良的人物角色，就是拜倫自己的內心寫照。試想拜倫一路走來，從因為婚姻被迫遠離國土，到如今的四處漂泊，遇到許多的挫折，也遇到了許多的美麗，看到聽到的一切實在太廣博，因此在記敍時感情的基調也是隨時變化的。自從之前的諷刺長詩《貝波》開始，拜倫就發現了嬉笑怒駡裏的真實情味，《唐璜》沿襲了這一風格，並將以輕鬆態度鋪陳沉重現實的手法發揮到了極至。歌德稱讚作品“是徹底的天才的作品——憤世到了不顧一切的辛辣程度，溫柔到了優美感情的最纖細動人的地步……”。雖然拜倫代表著浪漫主義風格，但在《唐璜》與之前的《恰爾德·哈樂德遊記》裏，但凡講到世間百態，你會看到十分真實的講述。
《唐璜》的前五章發表後，由於社會輿論的種種阻力，拜倫對它的創作中斷了一年多，到1822年7月才又繼續寫下去，至1823年5月完成第十六章。7月，他終止這部巨著，登上了自己準備的帆船“赫拉克利斯號”，奔赴希臘，準備獻身於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了。
這是詩人一生最後的，也是最輝煌的一頁。身在希臘的拜倫，已經將文學創作擺在了人生的次要位置，他決定要身體力行，將自己沒能完全展示在筆下的心目中的英雄，放在眼前的現實中，將他變成一個有骨架有血肉的真實形象。他對於世間英雄的追求，在人生的最後時光中，達到了頂峰。
他在自己的“夢想祖國”希臘表現了實際政治家的才能，為各派的團結進行努力，並且將自己多年積攢的稿酬全部拿出來，幫助希臘人建立革命軍，對抗土耳其的統治。此時，雖然仍然不免有憂鬱情懷浮上心頭，但對希臘民族的熱情已經使他情緒高昂。他的詩作也顯示出堅定的大丈夫氣概，他自己，終於成為了自己心中期待的英雄。
在他36歲生日那一天（1824.1.23），他寫下了《今天我度過了三十六年》這首詩。這以後，他被任命為革命軍征討利潘杜遠征軍總司令，忙於修築工事、調動艦隻、整飭軍紀等戰備工作。1824年4月9日，由於操勞過度加上連日陰雨，拜倫遇雨受寒，高燒不起，十日後（1824.4.19）逝世。《三十六年》成為詩人的絕唱。詩歌的最後八句，也是拜倫生命裏的最後八句，是這樣吟誦的：
“若使你對青春抱恨，何必活著？
使你光榮而死的國土 就在這裏——去到戰場上， 把你的呼吸獻出！ 尋求一個戰士的歸宿吧， 這樣的歸宿對你最適宜； 看一看四周，選擇一塊地方， 然後靜靜地安息。” 一代詩傑以這樣振奮的方式為自己的生命作了一個他自己滿意的英雄式的終結，雖然他的英年早逝令人扼腕，但真正理解他的人卻一定會為他而高興。他的死使希臘人民深感悲痛，全國志哀二十一天，機關、法院和商店停止活動。他自己也許曾經幻想過這種像他寫過的英雄們一樣的激昂悲壯的終結，但也許沒有想到，自己的追求真的能夠實現，雖然實現就意味著終結，但他在所不惜。
到此，拜倫對於英雄追求的進化從最初的一步步已經走到了頂峰和終點。“拜倫式英雄”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一個固定名詞，既代表著那些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更代表著詩人孤獨卻激昂的人生態度。 因此我寫不出更多的感想，只想用我最喜歡的一段詩（《恰爾德·哈樂德遊記》第三章第一百一十四節）來收尾，再一次回望這位孤獨英雄的孤獨的美麗：
“我沒有愛過這世界，他對我也一樣——
但是，儘管彼此敵視，讓我們方方便便 分手吧；雖然我自己不曾看到，在這世上 我相信或許有不騙人的希望，真實的語言， 也許還有些美德，它們的確懷有仁心， 並不給失敗的人安排陷阱；我還這樣想： 當人們傷心的時候，有些認真的在傷心， 有那麼一兩個，幾乎就是所表現的那樣—— 我還認為：善不只是空談，幸福並不只是夢想。”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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